我的人生有很多转折点——放鸭子算一个，去东莞算一个，学写代码也算一个。但如果非要选一个最重要的，我会选1999年春天。因为那一年，我被三百块钱赶出了学校。1999年的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晚。镇中学的梧桐树刚刚冒出嫩芽，风一吹，还是凉的。初一下学期，我只读了十二天。我记得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。教室里同学已经在早读了，语文课本翻到《最后一课》。我站在教室门口，手里攥着书包带子。书包很轻，里面只有两支圆珠笔和半本练习本。班主任站在旁边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：学费交不上，先回去想想办法。办法。那三百块钱，就是我们
那时候我们镇上还是五年制小学，五年级读完，就直接升初中了。小学毕业那年，我的数学成绩是全校第一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，自己也许真的能靠读书走出农村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是握住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一把钥匙。后来镇中学录取了我。老师告诉我，按成绩会进实验班。那几天我高兴得不行——实验班在学校是最好的班，里面都是成绩最好的学生。我甚至已经开始想象以后考高中、考大学的事情。十三岁的孩子，对未来的理解很简单：只要成绩好，未来就会越来越好。开学那天，我背着书包去了学校。教学楼前面贴着分班名单，很多学生围在那里。我挤进去，从上往下
辍学以后，我的人生是从四百只鸭子开始的。那一年，我十四岁。爷爷养了一大群鸭子，四百多只。灰白色的羽毛连成一片，远远看去，像是谁把一朵云扔到了田野里。于是我成了放鸭人。每天早上天刚亮，爷爷挑着鸭食，我扛着竹竿，一起往河边走。鸭子，看起来傻乎乎的，其实最不好管。尤其是刚放下水的时候。栅栏门一开，四百多只鸭子瞬间炸开，像一盆水泼出去。东边几十只往稻田里钻，西边一群扑腾着往河汊子游，还有几只愣头愣脑的，站在原地发呆。我拿着竹竿在后面追，跑得满头大汗，嗓子喊哑了。鸭子却根本不理我。那时候我经常觉得委屈——为什么连鸭
放鸭子的间隙，时间是被拉长了的。鸭子们在河里吃饱了，浮在水面上打盹，一睡就是一两个小时。那个时辰，我偶尔是有一点空的，但不是随时都有。爷爷有时候会提前回来，我就得赶回去，不能离开太久。只有他还没回来的那段时间，我才会一个人坐在岸边发呆，看鸭、看云，看水，看远处村庄的屋顶。那种时间不算自由，更像是被暂时放出来的。后来我发现，村子里有人不闲着——他们“施蚝子”，抓鳝鱼。“施蚝子”是我们那的叫法，指去下一种抓鳝鱼的笼子。那东西是竹片扎出来的，一片套着一片，弯着沉在水沟边的泥口里。下面那一截贴着泥，是鳝鱼进出的地
鸭棚其实分成两部分。靠农田的一边，是人住的。六根木梁撑起一个小草棚，棚顶和四周都铺着稻草，风大的时候，能听见草叶互相摩擦的沙沙声。棚子不大，刚好够住人。后面摆着一张木床。床板下面垫着稻草，上面是棉花被褥。棉花是自己种的，也是自己弹的，弹好以后装进粗布缝成的被套里。最上面铺着一层洗得发白的粗布床单。床头挂着蚊帐，蚊帐里面永远放着一把蒲扇。夏天的时候，没有风，爷爷就靠那把蒲扇熬过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夜晚。前半间是灶。灶是爷爷自己用泥巴砌的土灶，灶口是圆的，比铁锅略小一圈。灶台侧面还专门留了一个开口，爷爷说那是气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