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人生有很多转折点——放鸭子算一个,去东莞算一个,学写代码也算一个。但如果非要选一个最重要的,我会选1999年春天。因为那一年,我被三百块钱赶出了学校。1999年的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晚。镇中学的梧桐树刚刚冒出嫩芽,风一吹,还是凉的。初一下学期,我只读了十二天。我记得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。教室里同学已经在早读了,语文课本翻到《最后一课》。我站在教室门口,手里攥着书包带子。书包很轻,里面只有两支圆珠笔和半本练习本。班主任站在旁边,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:学费交不上,先回去想想办法。办法。那三百块钱,就是我们...
那时候我们镇上还是五年制小学,五年级读完,就直接升初中了。小学毕业那年,我的数学成绩是全校第一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,自己也许真的能靠读书走出农村。那种感觉,就像是握住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一把钥匙。后来镇中学录取了我。老师告诉我,按成绩会进实验班。那几天我高兴得不行——实验班在学校是最好的班,里面都是成绩最好的学生。我甚至已经开始想象以后考高中、考大学的事情。十三岁的孩子,对未来的理解很简单:只要成绩好,未来就会越来越好。开学那天,我背着书包去了学校。教学楼前面贴着分班名单,很多学生围在那里。我挤进去,从上往下...
辍学以后,我的人生是从四百只鸭子开始的。那一年,我十四岁。爷爷养了一大群鸭子,四百多只。灰白色的羽毛连成一片,远远看去,像是谁把一朵云扔到了田野里。于是我成了放鸭人。每天早上天刚亮,爷爷挑着鸭食,我扛着竹竿,一起往河边走。鸭子,看起来傻乎乎的,其实最不好管。尤其是刚放下水的时候。栅栏门一开,四百多只鸭子瞬间炸开,像一盆水泼出去。东边几十只往稻田里钻,西边一群扑腾着往河汊子游,还有几只愣头愣脑的,站在原地发呆。我拿着竹竿在后面追,跑得满头大汗,嗓子喊哑了。鸭子却根本不理我。那时候我经常觉得委屈——为什么连鸭...
放鸭子的间隙,时间是被拉长了的。鸭子们在河里吃饱了,浮在水面上打盹,一睡就是一两个小时。那个时辰,我偶尔是有一点空的,但不是随时都有。爷爷有时候会提前回来,我就得赶回去,不能离开太久。只有他还没回来的那段时间,我才会一个人坐在岸边发呆,看鸭、看云,看水,看远处村庄的屋顶。那种时间不算自由,更像是被暂时放出来的。后来我发现,村子里有人不闲着——他们“施蚝子”,抓鳝鱼。“施蚝子”是我们那的叫法,指去下一种抓鳝鱼的笼子。那东西是竹片扎出来的,一片套着一片,弯着沉在水沟边的泥口里。下面那一截贴着泥,是鳝鱼进出的地...
鸭棚其实分成两部分。靠农田的一边,是人住的。六根木梁撑起一个小草棚,棚顶和四周都铺着稻草,风大的时候,能听见草叶互相摩擦的沙沙声。棚子不大,刚好够住人。后面摆着一张木床。床板下面垫着稻草,上面是棉花被褥。棉花是自己种的,也是自己弹的,弹好以后装进粗布缝成的被套里。最上面铺着一层洗得发白的粗布床单。床头挂着蚊帐,蚊帐里面永远放着一把蒲扇。夏天的时候,没有风,爷爷就靠那把蒲扇熬过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夜晚。前半间是灶。灶是爷爷自己用泥巴砌的土灶,灶口是圆的,比铁锅略小一圈。灶台侧面还专门留了一个开口,爷爷说那是气孔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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